8 月 23 日盂蘭盆法會結束後，將舉行房山石經（印刷本共 30 冊）捐贈儀式，敬請踴躍參與。
房山石經將收藏、陳列於和如圖書館，歡迎參閱！
房山石經是我國現存規模佛教石經中規模最大、歷史最久的文化珍品。存于北京房山縣雲居寺石經山。始刻於公元七世初葉的隋代，歷經唐、遼、金、元、明各代，綿延一千餘年，鐫刻不斷，共有大小經14278塊，刻佛經 1122 部、357 卷。它是研究我國古代社會經濟、政治、文化、藝術，特別是研究佛教歷史和典籍的重要資料，也是世界一宗寶貴的文化遺產。
石經山在雲居寺東，故又稱東峰。高約 500 公尺，開鑿九洞，分上下二層。下層二洞，自南而北為第一、二洞；上層七洞，以雷音洞為中心，右面為第三、四洞，雷音洞為第五洞，左面順次為第六、七、八、九洞。九洞之中以雷音洞開鑿最早，原作經堂，稱石經堂，有石戶可啟閉。其餘八洞在貯滿石經後即以石塞戶熔鐵錮封。至遼金時，又於山下雲居寺西南隅開闢地穴二處，埋藏石經後合而為一，其上建塔鎮之，稱壓經塔。
房山石經由隋靜琬（即智苑）發起刻造。靜琬繼承其師慧思遺願，自隋大業（605-617）年間開始籌畫，至唐貞觀十三年（639），刻完《涅槃經》後即圓寂。據考證，靜琬除刻《涅槃經》外，還有貞觀八年所刻《華嚴經》，以及嵌于雷音洞四壁的《維摩經》、《勝鬘經》等經石 146 塊。繼承靜琬刻經事業的弟子可考者有所謂導公、儀公、暹公和法公等四人。唐開元年間，由於帝室的支持，靜琬的第四代弟子惠暹在雷音洞（石經堂）下闢新堂兩口（即今第一、二洞），鐫刻石經。中晚唐時期，由於當地官吏的支持和佛徒的施助，先後刻有石經 100 餘部，經石 4000 多塊，分藏于九個石洞。
唐末五代戰亂，石經的刻造陷於停頓。
至遼代繼續鐫刻。據清寧四年（1058）趙遵仁《續鐫成四大部經成就碑記》載，涿州刺史韓紹芳曾清點藏于石洞中的石經數量：自太平七年（1027）至清寧三年，有續鐫造《般若經》80 卷，計碑 240 塊；刻《大寶積經》1 部 120 卷，計碑 360 塊。此乃就所刻般若、寶積二大部經而言。實際上依石經拓片題記看，僅道宗自清寧二年至大安九年（1093）的 30 餘年間所刻石經，應是 161 部，656 卷，經石（缺佚除外）約 1084 塊。此後有僧通理繼續刻有佛經 44 帙，小碑 4080 片。其門人善銳、善定在天慶八年（1118）于雲居寺西南隅，穿地為穴，將道宗和通理所刻石經埋藏其中，並造壓經塔以鎮之。其後通理弟子善伏等又有續刻。
金代續刻石經始於天會十年（1132）。後天會十四年有燕京圓福寺僧見嵩續刻《大都王經》1帙（10卷）；天眷元年至皇統九年（1138-1149）間，有奉聖州（今河北涿鹿）保寧寺僧玄英暨弟子史君慶、劉慶餘等續刻密宗經典 39 帙；皇統九年至明昌（1149-1190）初年，有金章宗的皇伯漢王、劉丞相夫人、張宗仁等續刻阿含等 20 帙。此外不有不知名者所刻的《金剛摧碎陀羅尼經》、《大藏教諸佛菩薩名號集》、《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》等。金刻石經，除《大教王經》藏於東峰第三洞外，餘均埋於壓經塔下地穴內。
元代石經的鐫刻又告停頓。
明代朝廷修理了雲居寺和石經山，萬曆、天啟、崇禎年間，有吳興沙門真程勸募在京當官的居士葛一龍、董其昌等續刻石經。計畫中有《四十華嚴》、《法寶壇經》、《寶雲經》、《佛遺教經》、《四十二章經》、《大方廣總持寶光明經》、《梵網經》、《阿彌陀經》等十餘種。因原有石洞均已藏滿封閉，故另在雷音洞左面新開一小洞，砌石為牆，將所刻經碑藏入，著名書法家董其昌為題「寶藏」二字，俗稱「寶藏洞」（第六洞）。雲居寺的石經刻造，至此結束。據近年統計，石經山九個洞內和洞外共得藏經碑1.4萬餘塊。
《房山石經》這部自隋唐以來綿續一千多年沿刻的佛教經典，在佛教研究、金石書法、政治歷史、社會經濟、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都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歷史資料，有著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文化價值。明清以來，已引起學者注意。明代周忱，清代查禮、石景芬、葉昌熾等的遊記和著述中，都曾介紹它的價值。但均從碑刻書法著眼，很少從佛教角度研究。1956年起，中國佛教協會開始進行全面整理與拓印。
首先從《房山石經》的學術價值來說，它是校勘歷代木刻藏經字句脫誤的最好版本。據唐代開元二十八年（740）王守泰撰《山頂石浮圖後記》記載，開元十八年（730），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奏請玄宗賜大唐新譯經四千餘卷，送往石經山作為刻經底本之用，而且是由當時的佛教版本目錄學專家、長安崇福寺沙門智升親自護送的。這一年正是智升撰述開元大藏經的目錄《開元釋教錄》完成之年。所以這四千餘卷用作刻經底本的賜經，就是早已佚失不存的《欽定開元大藏經》，而《房山石經》的唐刻部分保留了這部唐代宮廷大藏經的原貌。
我國歷代雕印的漢文大藏經，加上朝鮮半島、日本等地刊刻的在內，約有三十餘種。目前留存於世年代最早的是朝鮮半島於 1236 年開雕的《高麗大藏經》再雕本。這部《高麗大藏經》在刊印時的主要校勘本是《契丹藏》，而《契丹藏》是早已佚失的被佛教史家視為「夢幻」般的一部藏經。近年來根據研究，《房山石經》的遼代刻經所用的底本正是《契丹藏》。這一事實已被山西應縣木塔中發現的《契丹藏》所證實。《房山石經》的遼代刻經實際上是一部《契丹藏》的覆刻本，這不僅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，而且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因此，《房山石經》所用的兩個底本，在今天都是絕世不傳珍本，所以它是校勘歷代木刻藏經字句脫誤的最好版本。尤為可貴的是，《房山石經》中還保存了六十餘種各種大藏經沒有收入的經典，這些佛經不是歷代相傳已經佚失的，就是未曾有過記錄的譯本。
其次，從《房山石經》的文化價值來說，絕大部分的石經鏤刻技術精湛，書法秀麗嚴謹，不僅是最有價值的文物，而且也是我國書法和雕刻藝術的寶庫之一。通過歷代不同書法風格的石經，可以看出我國書法變遷的歷程。有些經版上出現的線刻佛、菩薩、天王、脅侍、飛天、花草等藝術形象，生動而豐富地表現了當時幽州地區民間藝術的風格。
再次，石經經文後附刻有約六千則的施刻人題記。這些題記反映了當時幽州、涿州、范陽等十餘州郡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狀況和工商業發展情況。在施刻人中，有不少是歷代的文武職官。他們的職稱和官銜，有的可補史籍記載之缺，有的可和史籍相互印證。題記中所附施刻人的籍貫和居住地的城市、村鎮、城坊等的記錄，對研究古代幽、燕、涿等地區的政治區域規劃，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資料。